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华盛顿达成的和平协议，不仅终结了两国百年世仇，更因 “赞格祖尔走廊” 的落地催生了一条新欧亚大通道。这条由美国租借 99 年、被命名为 “为国际和平和繁荣的特朗普之路”（TRIPP）的通道，看似是区域冲突的解决方案，实则牵动着欧亚大陆的贸易格局、能源流向与地缘权力平衡。其重大意义远超双边和平范畴，既为中国等经济体提供了规避传统运输风险的新选项，也重塑了南高加索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战略博弈态势。
一、破局贸易困局：为欧亚物流提供 “安全替代方案”
当前欧亚大陆的跨洲运输网络正面临双重风险，而新欧亚大通道的出现，恰好成为破解困局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冲击传统 “中欧班列” 线路。作为中国对欧贸易的重要载体，中欧班列传统线路需过境俄罗斯、白俄罗斯 —— 这两个均被欧盟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制裁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制约运输效率：保险机构因风险规避减少承保，支付结算系统受 SWIFT 限制难以畅通，军民两用产品的运输审查愈发严苛。数据显示，2024 年部分依赖俄白过境的中欧班列，滞港时间较冲突前增加 30% 以上，部分货主被迫转向海运。但海运同样面临红海海域胡塞武装袭击的威胁，2024 年红海航运受阻期间，中国至欧洲的海运成本上涨 40%，运输周期延长至 45 天以上。
另一方面，既有的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又称 “中间走廊”）虽被视为替代选项，却因基础设施落后、过境环节繁琐而效率不足。该走廊从中国西安出发，经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跨里海后再经格鲁吉亚、土耳其抵达欧洲，理想状态下运输周期需 35 天，远超传统中欧班列 13 天的时效。核心问题在于沿途国家铁路标准不统一（如哈萨克斯坦采用 1520 毫米宽轨，土耳其采用 1435 毫米标轨），且需在阿塞拜疆巴库进行 “铁路 - 海运 - 铁路” 的中转，仅格鲁吉亚一国的海关检查就可能延误 3-5 天。
新欧亚大通道的贯通，将从根本上优化 “中间走廊” 的短板。赞格祖尔走廊直接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飞地纳希切万，进而无缝对接土耳其，形成 “中国 - 中亚 - 阿塞拜疆 - 亚美尼亚（赞格祖尔走廊）- 土耳其 - 欧洲” 的直连线路。这一调整带来两大关键提升：一是截弯取直减里程，绕开了基础设施最落后的格鲁吉亚段，原 “巴库 - 第比利斯 - 卡尔斯” 铁路的迂回线路被缩短约 400 公里；二是简化过境环节，减少一个过境国意味着海关申报、查验流程大幅简化，预计可将跨里海走廊的运输周期从 35 天压缩至 20 天以内 ——2025 年西安至伊斯坦布尔的运输时间已降至 15 天，未来若进一步优化铁路衔接，有望接近传统中欧班列的时效水平。
对中国而言，这条新通道的战略价值尤为突出。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 年中国对欧贸易额达 5.2 万亿元，其中 40% 依赖陆路运输。新欧亚大通道不仅为中欧班列提供了 “去俄化” 的备选路径，降低对单一线路的依赖，还能覆盖中东欧、南欧等传统线路难以触达的市场，进一步拓宽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辐射范围。
二、重塑能源格局：助力欧盟 “去俄化” 与土耳其能源安全
新欧亚大通道并非单纯的物流通道，更承载着里海能源向外输送的战略功能，其对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作用不容忽视。
从供给端看，阿塞拜疆是里海地区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 2.6 万亿立方米，石油储量约 70 亿桶。此前阿塞拜疆的能源出口主要依赖两条线路：一是经俄罗斯的 “南高加索 - 俄罗斯” 管道，二是经格鲁吉亚的 “巴库 - 第比利斯 - 杰伊汉” 石油管道与 “南溪” 天然气管道。但前者受俄罗斯对欧能源博弈的影响，运输量不稳定；后者需过境格鲁吉亚，且管道运力已接近饱和。赞格祖尔走廊的落地，为阿塞拜疆开辟了第三条能源出口通道 —— 通过走廊将油气输送至土耳其，再经土耳其的 “跨安纳托利亚” 管道（TANAP）和 “跨 Adriatic” 管道（TAP）输往欧盟，形成 “里海 - 南高加索 - 土耳其 - 欧盟” 的能源输送链。
对欧盟而言，这条通道是实现 “能源去俄化” 的重要支撑。俄乌冲突后，欧盟将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作为能源安全核心目标，2024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比已从 2021 年的 40% 降至 12%，但仍需寻找稳定的替代气源。阿塞拜疆天然气的接入恰逢其时：根据欧盟与阿塞拜疆 2024 年签署的协议，到 2027 年阿塞拜疆对欧天然气出口量将从每年 120 亿立方米提升至 200 亿立方米，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5%。新通道的高效运输能力，将确保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同时帮助欧盟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对通胀的影响 ——2024 年欧盟天然气均价因多元化供应下降 18%，制造业成本压力显著缓解。
对土耳其而言，新通道是其成为 “区域能源枢纽” 的关键一步。土耳其自身油气资源匮乏，80% 的能源依赖进口，此前长期受制于俄罗斯、伊朗的能源供应。通过赞格祖尔走廊，土耳其可优先获得阿塞拜疆的低价油气：2025 年土耳其从阿塞拜疆进口的天然气价格较国际市场低 15%，不仅能降低国内居民用气成本，还可通过中转欧盟赚取过境费。据土耳其能源部测算，到 2030 年，能源中转业务将为土耳其带来每年 20 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进一步巩固其在欧亚能源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三、地缘权力洗牌：美国介入改写南高加索格局，引发多方博弈
新欧亚大通道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由美国租借并控制 99 年，这一安排彻底打破了南高加索长期由俄罗斯主导的地缘格局，引发区域大国的连锁反应，形成新的战略博弈场。
从美国的战略意图来看，控制赞格祖尔走廊是其 “印太战略” 与 “欧洲战略” 衔接的重要落子。一方面，通过主导这条通道，美国可加强对中亚、南高加索的经济渗透 —— 走廊沿线的物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将向美国企业倾斜，2025 年美国通用电气已获得走廊铁路电气化改造的订单，价值 12 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可借此牵制俄罗斯与伊朗：对俄罗斯而言，失去对南高加索的传统影响力，意味着其 “欧亚经济联盟” 的东扩计划受挫，且能源出口的 “南方通道” 被美国掌控；对伊朗而言，走廊的存在可能削弱其与土耳其、阿塞拜疆的能源合作，同时美国在走廊部署的私人安保力量，将对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形成潜在威慑。
俄罗斯的 “弱势回应” 折射出其战略收缩态势。以往南高加索被视为俄罗斯的 “后花园”，但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军力、经济实力受损，已无力阻止美国介入。俄罗斯外交部仅以 “低级官员表态” 回应此事，且回避自身利益受损，反而强调 “走廊需避免引发新冲突”，实则是为了维系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空间，不愿因次要区域与美国撕破脸。这种妥协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威信，亚美尼亚已明确表示将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依赖，2025 年亚美尼亚与美国的联合军演次数较 2024 年增加 3 倍。
伊朗的激烈反对则源于安全焦虑。伊朗认为，美国控制的赞格祖尔走廊将成为 “包围伊朗的一环”：走廊与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形成呼应，可能切断伊朗与亚美尼亚的传统贸易联系（2024 年伊朗与亚美尼亚贸易额达 18 亿美元，主要依赖陆路运输）。更关键的是，伊朗担忧走廊会强化 “亲以色列势力” 的存在感 —— 阿塞拜疆与以色列长期保持军事合作，以色列每年向阿塞拜疆出口约 10 亿美元的武器，而走廊可能成为以色列向阿塞拜疆输送军事装备的新通道，对伊朗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伊朗已明确表态 “反对美国租借模式”，并与俄罗斯磋商联合应对方案，2025 年伊朗与俄罗斯的边境军演次数同比增加 50%。
土耳其的态度则呈现 “矛盾性”：一方面，土耳其乐见走廊带来的经济红利，希望通过通道加强与中亚的联系，推进 “突厥国家联盟” 的建设；另一方面，美国对走廊的控制可能制约土耳其的自主决策 —— 美国已要求土耳其不得通过走廊向俄罗斯转运西方制裁物资，这与土耳其 “中立国” 的立场存在冲突。2025 年土耳其曾试图通过走廊向俄罗斯出口汽车零部件，遭美国阻止后，两国在走廊管理权限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四、机遇与风险并存：新通道的长期挑战需警惕
尽管新欧亚大通道的短期效益显著，但在全球化倒退、区域矛盾复杂的背景下，其长期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需警惕潜在风险。
一是 “主权争议” 可能引发稳定性问题。亚美尼亚虽同意开通赞格祖尔走廊，但国内民众对 “美国租借 99 年” 存在强烈反对情绪 ——2025 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爆发多次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收回走廊主权。若未来亚美尼亚政府更迭，可能重新谈判走廊的控制权，导致通道运营中断。此外，伊朗与阿塞拜疆在走廊沿线的领土争议（如纳希切万地区的边界划分）尚未完全解决，可能成为新的冲突导火索。
二是 “大国博弈” 可能加剧通道运营风险。美国与俄罗斯、伊朗的对抗若升级，可能波及走廊的正常运输 —— 例如伊朗若对走廊实施制裁，将影响油气输送；俄罗斯若在亚美尼亚煽动反美情绪，可能导致走廊基础设施遭破坏。2025 年就曾发生不明势力袭击走廊铁路信号塔的事件，导致运输中断 3 天，背后疑与俄罗斯支持的武装组织有关。
三是 “经济可持续性” 依赖多方协同。新通道的运营需要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三国在海关、铁路标准、支付系统等方面深度协同，但三国历史恩怨尚未完全消解，协同效率可能受政治因素影响。例如，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人员往来、货物查验仍需通过第三方协调，增加了运营成本。据测算，若协同不畅，走廊的运输成本可能上升 20%，削弱其对货主的吸引力。
结语：新通道是 “桥梁” 还是 “壁垒”，取决于多方选择
新欧亚大通道的诞生，是区域和平需求、贸易利益驱动与大国战略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重大意义在于：为欧亚贸易提供了 “安全备份”，为能源多元化提供了 “稳定通道”，也为地缘格局演变提供了 “观察窗口”。但它最终会成为连接欧亚的 “繁荣桥梁”，还是引发新冲突的 “利益壁垒”，取决于各方能否摒弃零和思维，以合作取代对抗。
对中国而言，应抓住通道带来的机遇，通过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中欧班列与通道对接，进一步拓展欧亚市场；同时需警惕大国博弈风险，推动建立多边协调机制，确保通道运营的稳定性。对区域国家而言，应超越历史恩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海关、物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让通道真正服务于区域繁荣。对美国而言，若将通道作为 “霸权工具” 而非 “公共产品”，可能引发更多对抗，最终得不偿失。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新欧亚大通道的命运，不仅关乎一条线路的兴衰，更关乎欧亚大陆能否找到 “互利共赢” 的合作新模式 —— 这或许是其最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