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铃声响起，未知号码的屏幕上跳动着“未知焦虑”——是亲友问候，还是诈骗陷阱？当营销轰炸与诈骗套路交织成数字时代的通信阴影，用户的怒火常指向三大运营商，默认它们是“闸门失守者”。但情绪化指责背后，藏着对治理体系的误解：中国对骚扰与诈骗电话的治理，早已构建起“分类施策、权责清晰”的系统工程，运营商的责任既非无限兜底，亦非置身事外，而是被法律严格框定在“风险防控”与“通道管理”的双重坐标中。  

一、电诈治理：运营商是国家反诈体系的“技术防火墙”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直接威胁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其治理已被提升至国家立法层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2022年施行）构建了“行业担责、政府监管、全民防范”的全链条闭环，运营商与银行、支付机构等被列为“风险防控第一责任人”，承担着三项法定责任：  

1. 实名制：给电话卡装“全生命周期安全锁”

从“登记名字”到“全生命周期管控”，运营商需严控开户环节（杜绝批量代办、冒名办卡）、设定个人办卡上限，并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识别异常办卡行为；对已用电话卡持续监测，发现涉诈迹象立即核验身份并限制功能。针对高频涉诈的物联网卡，更需建立风险评估制度，锁定使用场景并确保实名可追溯，彻底压缩匿名通信空间。  

2. 技术反制：从“被动封号”到“主动拦截”

运营商需管好“主叫号码”，禁止改号、隐号（尤其是国际来电必须标注来源），并通过大数据、AI分析呼叫频率、时段、跨境路由等数据，动态识别高风险行为（如短时间频繁拨号、夜间集中呼叫），自动阻断诈骗链路，实现“不等投诉、主动防骗”。实践中，三大运营商已能通过监测系统标记并阻断诈骗通信，甚至在河南安阳联手无线电管理机构端掉3套GoIP诈骗设备。  

3. 协同共治：反诈战场的“技术外援”

运营商需留存通信信令数据，协助公安侦查；在打击“黑广播”“伪基站”等工具时，凭借专业技术定位违法信号。但需明确：运营商的责任是“尽力防御”，而非“绝对保证”——跨境诈骗依赖境外服务器与复杂路由，运营商面对的是“已闯入网络的攻击信号”，法律仅要求其“在技术能力与权限内采取合理措施”，无法杜绝所有诈骗。  

二、骚扰电话治理：运营商是“通道管理员”，非“内容裁判官”

商业营销骚扰本质是“商业行为失范”，治理逻辑为“源头规范+行政监管”，而非刑事高压。2018年工信部等13部门启动《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搭建“源头防控、过程拦截、行业规范、违法惩处”体系，核心分工如下：  

1. 通道管控：严守准入与技术防线

运营商需审查语音线路及“95”“96”“400”等号码的用户资质，阻断违规线路接入；建设骚扰电话拦截系统（识别“响一声就挂”“呼死你”等行为），但无权监听通话内容，只能通过短信/闪信提示风险、支持用户终端防骚扰设置，形成“技术预警+用户自主决定”的治理闭环。  

2. 主体规范：强化呼叫中心全流程监管

呼叫中心是直接发起者，需获经营许可并提交“不打骚扰电话”承诺书，仅限经用户同意的回访/咨询类呼出，严禁商业营销。运营商需严查其营业执照、许可证等资质，拒绝为资质不符或备案不实者接入；发现违规呼出需限制服务，并将问题企业纳入“不良失信名单”。  

3. 成效公开：量化透明的常态化监管

工信部每季度公布“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治理”成果：截至2025年三季度，已关停违规语音专线1.1万余条，清理违规外呼信息80余万条，处罚企业248家次；“来电来信免打扰”覆盖12.6亿用户，提供防护超1969亿次。但治理是“持久战”——AI外呼、跨境转接等技术翻新，需监管、企业、公众协同共治。  

三、责任边界：宪法与法律划定的“不可逾越红线”

“接到骚扰电话就是运营商失职”的情绪化指责，实则触碰了法治社会的根基。司法裁定与法律条文清晰划定了运营商的责任边界：  

• 责任主体：运营商是“通信通道提供者”，非营销行为决策者或内容提供者。最高人民法院在某贷款营销短信案中裁定：“内容合法性由短信息提供者负责，运营商无违规则不担责”，与《电信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致。  

• 法律授权：对非涉诈、涉黄赌毒的普通商业营销，法律未授权运营商审查内容。北京西城区法院在某保险营销电话案中明确：“电信主管部门无法律依据监管通话内容”，运营商无权查看通信内容。  

• 宪法底线：《宪法》第四十条保护公民通信自由与秘密，除国家安全或刑事侦查外，任何组织不得非法检查通信。要求运营商监控通话内容拦截营销电话，等同于将公权力交予商业机构，与宪法相悖。  

结语：从情绪宣泄到理性共治，共建清朗通信空间

中国对骚扰与诈骗电话的治理，绝非“甩锅运营商”，而是构建了“分工明确、依法依规、社会共治”的生态：运营商在反诈中是“技术防御节点”，在骚扰治理中是“通道管理者”；监管部门压实源头责任，司法系统校准治理方向，用户通过防护服务、信息保护与线索举报参与共治。  

公众的误解，源于对复杂治理体系的陌生。破除偏见的关键，是从“骂运营商”转向“分类认知、协同治理”——唯有各方认清权利与责任边界，形成“反诈齐抓共管、骚扰源头共治”的合力，才能构建既安全便捷又自由有序的数字通信环境。这既是通信治理的核心目标，也是每个手机用户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