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这么难，我能不能搞得过数学？”“做数学，我能不能养家糊口？”在北大燕园的林荫道上，二十出头的袁新意曾无数次被这样的困惑缠绕。作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他被保送至北大数学系，跻身众人艳羡的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人生轨迹看似早已铺就坦途。但当真正踏入数学研究的殿堂，他才猛然发觉，这条道路远比奥赛赛场艰险——前方没有既定终点，付出也未必有预期回报，这个从小痴迷数学的“天才学霸”，第一次陷入了根本性的自我怀疑。

2025年10月，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意摘得华人数学界最高荣誉——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数学金奖，为二十余年的学术坚守画上了阶段性句点。面对这份殊荣，他却显得格外淡然，坦言自己甚至不确定凭借哪项成果获奖，而那些萦绕心头、渴望攻克的“古老而经典”数学难题，仍待突破。于他而言，二十余载学术路，灵光一现的时刻屈指可数，孤独与挫折才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这位从迷茫中走出的数学家，如何与漫长而艰辛的学术之路和解？以下是《中国科学报》与袁新意的专访实录。

一、比起解决猜想，构建新理论更具深远价值

《中国科学报》：恭喜你获得ICCM数学金奖，能否分享一下此次获奖的核心研究内容？

袁新意：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具体是哪项成果，大概率与我近年围绕一致莫德尔猜想的拓展研究有关。这是数论领域丢番图几何方向的核心猜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提出了不定方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丢番图方程，这类方程看似简单，却有大量问题无法用早期初等数学解决。1922年英国数学家莫德尔提出的莫德尔猜想，算是用现代思想研究这类方程的开端，1983年德国数学家法尔廷斯证明了这一猜想，这是丢番图几何领域的里程碑事件。但证明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相关的推广与深化仍是当前该领域的重要方向，我这几年的工作正是围绕这一猜想的拓展展开。

《中国科学报》：不少数论学家更倾向于攻克具体猜想，你为何选择聚焦猜想的拓展工作？

袁新意：这更多是机遇使然。能攻克重大猜想当然是极具分量的成就，难度也更高，我也一直想证明一些经典大猜想，只是目前还未达成目标。做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个原创性想法，之前没人尝试过，我会花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将这个想法与现有研究关联、验证。但多数时候都是徒劳，走到尽头才发现此路不通，那种沮丧感很难形容。这时候我就会及时调整方向，先回归到那些更有把握、能取得阶段性进展的问题上，慢慢积累信心。

《中国科学报》：有没有哪些猜想是你投入大量精力、格外想攻克的？

袁新意：我重点关注的有三个猜想：ABC猜想、一致有界猜想，还有BSD猜想。BSD猜想难度极大，目前相关研究工具还不够成熟，我并没有奢望完全解决它，而是希望能攻克其中的沙群有限问题。数学是一个有机整体，很难割裂来看，但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具体问题，比如攻克某个猜想；另一类是构建新理论、提出新思想。这两者往往相辅相成，提出新思想可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可能催生新的理论。

解决重大猜想能在短期内引发广泛关注，但构建有价值的新理论，影响力可能更为深远。2021年我和张寿武老师合作建立了拟射影簇上的阿黛尔线丛理论，这是一项奠基性工作，在高度理论、算术相交理论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框架。

《中国科学报》：构建新理论和解决猜想，哪一项带给你的成就感更强？

袁新意：还是构建理论。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偏向解决问题的数学家，但这项理论工作的完成，确实让我格外兴奋和激动。能做出一个有用的、能为领域发展提供支撑的理论，那种成就感难以替代。

二、从迷茫到坚定：在热爱与责任中锚定方向

《中国科学报》：作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中，在美国顶尖高校获得终身教职后最早回国的成员，你当时做出回国决定的核心考量是什么？

袁新意：其实我们那批人大多都有回国的想法，只是受各种因素制约，很难立刻下定决心，尤其是有孩子的同学，决策会更谨慎。我回国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父母，他们出身农村，一辈子操劳，身体落下了不少病根，那段时间相继需要做手术。如果我不回来，他们可能只能在镇上或县里的医院治疗，后续也无法得到妥善照顾。2018年我回国访问时，看到父母的身体状况，就下定决心2019年底正式回国任职。

《中国科学报》：2018年你的师兄许晨阳回国后又选择出国，当时引发了关于学术环境的热议，你回国这些年，对国内学术环境的感受如何？

袁新意：我和许晨阳很熟，当时网传他的三句话被解读为离开的原因，其实是断章取义，把他在不同场合、回答不同问题的内容拼凑在了一起，并非事实全貌。他选择去美国，主要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了合适的职位，而他恰好想换个研究环境，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国内外学术环境各有优劣，国内确实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独特优势。比如国家现在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我们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开展工作。更让我看重的是，国内高校有完整的校园生态，能在食堂和同事畅谈学术，带孩子在校园里散步，利用各类体育设施，充满生活气息。在国外，工作日中午也只能在街边随便找家餐馆用餐，少了这份归属感。

而且与2018年相比，国内学术氛围明显更好了。这些年我们从海外引进了不少优秀人才，很多年轻人对数学抱有极高的热忱和志向，大家志同道合，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开展合作。从伯克利回到北大后，我参与学术讨论的机会、时长和频率，都比之前更多，学术氛围丝毫不逊色于海外顶尖院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教书，能切实为中国培养数学人才，这种使命感和成就感，是在海外很难体会到的。

《中国科学报》：很多人关心，北大数学“黄金一代”还会重现吗？你们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是什么状态？

袁新意：大家常说的“黄金一代”，指的是2000年左右进入北大数学院本科的一批学生。其实2007年左右入学的那批学生，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像邓煜、王虹、唐云清等优秀数学家，都出自那一届，网上有人称他们为“黄金二代”或“白金一代”。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优秀的数学人才涌现，这需要时间沉淀，偶尔也会迎来集中爆发。

我们当年在北大的状态很随意，偶尔会一起做练习题，但更多时候只是碰面时随口聊几句，比如“这门课选不选”“要不要一起申请出国”之类的日常话题。做数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孤独的事，大多数时候都在独自思考，思路没理清之前，那些混乱的逻辑和推导过程没法和别人分享，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想不出来的时候还会格外沮丧。而且数学这条路难度大，短期可见的回报也有限，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相互陪伴、彼此支撑，那种归属感会让人更有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在北大求学时经历过迷茫，当时的核心困惑是什么？

袁新意：最核心的困惑就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数学。数学的难度远超想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搞得过数学”，这里的“搞得过”不是和身边人比较，而是能否真正驾驭这个领域、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有现实层面的顾虑，做数学研究未来能不能养家糊口？毕竟兴趣不能当饭吃。

《中国科学报》：作为奥赛金牌得主，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吗？

袁新意：（笑）奥赛说到底只是一场考试，顶多算是中学阶段最难的考试，但和真正的数学研究比起来，量级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奥赛有固定的解题框架和思路，而数学研究是在未知领域摸索，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可走，两者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科学报》：后来你出国后疑虑就打消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袁新意：现在想来也挺奇妙，出国后没多久，那些迷茫和疑虑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反而更加坚定了做数学的决心。当时我给自己留了退路，打算先去美国读数学博士，要是真的不是这块料，再考虑转行，走一步看一步。

2003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我有幸接触到了一批顶尖数学家，比如我的导师张寿武先生、法国数学家Jacquet、美国数学家Goldfeld。他们不仅学问做得顶尖，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也都很好。那时候我总觉得研究问题太难，自己能力不足，长期陷入消沉，但在这些前辈身上，我看不到丝毫被挫折困扰的阴霾。我知道他们肯定也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却依然能在数学领域保持热爱与专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只要坚持走下去，他们的现在或许就是我的未来，这种确定性让我心里很踏实。

还要特别感谢张寿武老师，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不仅顺利完成了研究，成果还受到了领域内的关注。这次成功给了我极大的自信，也让我彻底坚信，自己可以在数学这条路上走下去。

三、AI难成核心创新者，育人需兼顾挑战与确定性

《中国科学报》：如今常有新闻报道AI解决了重要数学猜想，你如何看待AI在数学研究中的作用？

袁新意：大部分这类报道都有些夸张。AI确实能辅助解决一些特定问题，处理繁琐的计算和推导工作，但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做出让职业数学家认可的重大成果的水平。真正的核心创新和突破，AI是做不到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牛顿，你问AI“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它永远不可能提出“引力”这个概念。牛顿之前，胡克、笛卡尔等人或许有过类似的模糊想法，但真正将这种现象严格厘清、用数学语言精准表述，构建起完整理论体系的，只能是人类科学家。AI可以基于现有知识进行推演，但无法产生颠覆性的原创思想，未来它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至少目前，它还只是辅助工具，而非核心创新者。

《中国科学报》：数论研究周期长，很多猜想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突破，审稿流程也繁琐，你和你的学生是如何保持研究动力与专注度的？

袁新意：我自己做研究和指导学生做研究，思路完全不同。对学生而言，我会让他们选择那些有确定性结果、同时具备一定挑战性的课题。如果博士几年都没能做出实质性成果，不仅无法顺利毕业，还可能对数学失去信心，耽误人生前程，我们也可能错失一个好苗子。让学生在研究中不断获得阶段性成就感，才能帮助他们坚守下去，而我自己，则可以更从容地去挑战那些难度大、周期长的经典难题，在孤独的探索中寻找突破的可能。

从燕园里彷徨的青年，到摘得华人数学界最高奖的学者，袁新意的二十余年，是数学研究者的缩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忍耐。在他眼中，数学研究就像一场漫长的独行，孤独与挫折是常态，灵光一现只是偶然。但正是这份对数学的纯粹热爱，让他在迷茫中锚定方向，在挫折中积累力量，在漫长岁月里，静待思想的绽放。而这份坚守，或许正是基础科学研究最动人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