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一个笑话，大意是说在轮胎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人类的出行工具是磁悬浮列车。那么，在抑郁症这个病症没有被定义出来之前，人们管因抑郁而离世的人们叫什么呢？叫做活得好好的，突然就没了。
在这些活的“好好的”时光里，是细微的、难以察觉的器官变化，疾病并非是突然落下的死神镰刀，而是身体从健康，走向逝去的渐变过程，器官病变，实质上是身体的局部死亡。
在临床医学界，医生将病人们分类、观察，护士则充当监督执行者，辅助医生执行帮助病人康复的方法。在病情的诊断上，他们通过医疗器具，完成对身体表面的突破，利用媒介完成对身体内部的探知。
疾病原本隐匿在皮肤之下，医生却可以使它们无处遁形。当医生将听诊器放在病人皮肤的瞬间，他就会比病人更了解病人的身体。然而医生的专业术语又给病人制造了一层难以越过的门槛，需要医生将他从医学世界里发现的情况，再用通俗易懂的简单句子转译给病人。
而因病去世的人们，其躯体被医生解剖，系统性探究疾病的本质，聚焦器官与组织的病理性变化，再将解剖结果与生前的临床反应症状做对应。逝去的病体从生命的终结转变成为医学的起点。
临床医学越来越发达和严密，其制定的统一而又严密的术语体系，和症状到病灶的对应规则，将任何偏离这一轨道的认知都被视为“非科学”。福柯认为，临床医学的大幅发展，并不仅仅是科学发展的结果。例如这种术语的标准化，使得病症的解释权被限定在医生手中，病人只能够被动接受诊断，医生对疾病话语权的把握实现了其对身体认知的支配。
通过统一诊断的标准，医生可以快速识别疾病，制定治疗方案，其本质则是权力通过术语统一，实现对社会身体的批量规训。解剖技术增强了医学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同时也将病症的解释权牢牢攥在了医学领域手中，白袍变成了权威，是疾病真理的唯一裁决者。
如果说，这种权力的渗透相对隐蔽，那么更早期社会对于疯癫的定义与制裁，则更加明显地显示出了权力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疯癫这个常常与理智作为一对相反概念而出现的词语，理性与疯癫断然地分开，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疯癫无法与理性建立联系，在现代社会中，文明人不再与疯人交流，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
而在中世纪法国，疯人被送上船，这种船载着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行驶到另一个城镇，他们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逐出去，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水域给了这艘船另外的价值，也就是净化。航行时，面对着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疯人出航的目的是为了去另一个世界，而当他下船时，他则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随着医疗技术的升级，麻风病人渐渐消失，总医院取代了麻风病院和出海航行的地位，总医院里接受政府和司法机构送来的人，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还要保证那些无处安排，但符合收留条件的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总医院并不只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机构，是独立的行政机构，他有权利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他介于法院和警察之间处于法律的边缘，是第三种压迫秩序。
同时，总医院也确实是一个医院，这里的病人数量庞多，犹如放学后的操场一样，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散乱地分布在操场上。总医院里的情形也如此，不同病症的病人没有归类的散乱地分布在医院里，导致交叉感染和传染病扩散。
在英国，有相似的机构则被称为教养院，流浪汉和穷人代替了麻风病人的角色。最终大禁闭的风尚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有不同的监禁中心医院、诊所或是监狱。违法者、无业游民、精神病人被囚禁在同一片大墙之中。
禁闭被视为一种治安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让没有工作的人重新忙碌起来，这是一种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如今的疯癫已经不再是来自于那个非理性的世界带有非理性的烙印，而在于他自愿的，跃出了资产阶级秩序的伦理界限之外。
这些作为禁闭的场所，安排禁闭中的人们进行劳动，然而他们的劳动则会引起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导致正常的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当失业者被强制赶进禁闭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率就会激增。因此，这种对于不从事生产的惩罚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只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闭本身的费用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这种工业化初期笨拙的、暂时性的且无效的补救措施和社会防治措施，最终还是失败并且消失了。
但禁闭制度的消失并未真正消解理性与疯癫的对立。相反，它以新的形式延续：医生取代了行政监理，看似温和的“道德治疗”实则延续了对疯癫的规训。疯人不再被送上愚人船漂泊，却被禁锢在医学话语构建的疾病框架中，失去了与理性对话的可能。从肉体的强制束缚到精神的无形规训，疯癫始终处于理性的压制之下。
这种压制从未真正解决疯癫的本质问题，只是不断变换着控制的形式，而理性与疯癫之间那道无形的鸿沟，也在文明的推进中愈发深刻，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提醒着人们理性霸权下被遮蔽的非理性真相。
在另一本书伊恩·弗格森的《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中，最震撼的莫过于伊恩对“疯癫”本质的颠覆性解构——它从来不是孤立的“大脑异常”，而是医学权力与社会压迫交织的产物。当医学将疯癫简化为“神经递质失衡”，当社会将痛苦归因于“个人心理脆弱”，我们实则在掩盖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资本社会的剥削与不平等，才是制造精神痛苦的核心工厂。
医学对疯癫的“规训”，早已不是单纯的科学行为，而是权力与利益的共谋。对于疯癫的诊断标准从“探索病因”退化为“症状清单”。这种变化并非出于对精神痛苦的更深刻理解，而是医药资本与医学体系的利益捆绑，药企和医学专家的深度利益捆绑，他们的诊断极速推动了精神类药物的销量，21世纪初全球前十药企销售报酬率达18.5%，远超其他行业。
当人类正常的丧亲之痛被归为抑郁症、儿童的不满和发脾气被列为侵扰性情绪失调障碍，医学已不再是治愈的工具，而是将日常生活医疗化的推手，它用疾病的标签，将社会问题包装成个人生理缺陷，就如同现代社会里，一切不良反应和失控的情绪，总有人帮你把它们归因于“原生家庭”，这样简单粗暴的归因方式让人们忘记思考：为何贫困者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是富人的1.5倍？为何富士康工人会因苛刻劳动条件选择自杀？
而社会因素对疯癫的塑造，远比医学标签更彻底。经历多种童年逆境者患思觉失调症的风险增加数倍，且创伤会改变大脑结构如海马体受损。但这些“逆境”并非偶然的个人遭遇，而是资本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福利削减，让单亲家庭失去照护支持；职场的996文化与零工经济，让年轻人陷入越工作越贫穷的异化；社会的个人主义叙事，又将孤独与压力归咎于“不够努力”。
正如书中引用的英国白厅研究所示，“职阶越低，死亡率越高，最低职男性的死亡率是最高职男性的三倍”，这种差异的核心并非健康习惯，而是工作压力与掌控感的失衡。资本剥夺了劳动者对工作过程的掌控权，也剥夺了他们心理健康的生存基础。
更讽刺的是，当人们试图通过心理健康服务寻求帮助时，却发现社区服务被砍、精神病院床位锐减，意大利去机构化后，大量患者转入私人机构或监狱，社会将精神痛苦者推向更边缘的深渊。
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运动的意义，在于夺回对自身痛苦的解释权。疯癫的解药不在药房，而在对社会结构的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资本不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当工作不再是异化的工具，当社会支持网络取代药物控制，疯癫才会真正失去滋生的土壤。
对待精神痛苦，不能只靠神经科医生的处方，更需要追问为何这个社会让这么多人痛苦。当社会的大身体出现病症时，应当为这个大身体出具宏观药方，而并非追责每一个小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