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思想史中的“好制度”争论

• 不同学派的“好制度”观点：  

  •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预言其毁灭；马歇尔认为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是可行方案中最理想的；凯恩斯诊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试图救治。  

  • 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历史终结，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的“好制度”，但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观点受到挑战。  

• 新制度经济学的“好制度”定义：  

  • 将“好制度”简化为经济上“有效率的制度”，认为经济增长是科技创新和要素积累的函数，而创新和积累是制度所创造的激励的函数。  

  • 提出“包容性经济制度 + 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好制度的模式，但这一模式被认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且不符合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语境。  

2. 对新制度经济学“好制度”观点的批判

• 历史观的错误：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编造“产权重要”的历史神话，忽视了地理大发现、煤炭能源优势、资本主义精神、国家经济干预等因素对西方崛起的影响。  

• 单一目标导向：新制度经济学只关注长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忽略了收入分配、充分就业等短期问题，导致对“好制度”的理解片面。  

• 忽视制度的多元性：真实世界中的好制度是本土化、时代化的，不存在唯一的最优模式，西方世界内部也存在多种资本主义制度样貌。  

3. 人工智能时代对“好制度”的新要求

• 凯恩斯的忧虑：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提供充分就业和分配差距过大，这一忧虑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 科技创新对就业和分配的影响：  

  • 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替代劳动力导致劳动节约和产业后备军出现；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仅能取代体力劳动者，还能取代部分智力劳动者，形成更强的“创造性破坏”。  

  • 人工智能加持的新产能吸纳劳动者少于旧产能，旧产能及其吸纳劳动者的能力遭破坏，导致就业和分配问题加剧。  

•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识：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倒逼新一轮制度变迁，劳动工资增长被压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4. 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好制度”

• 解决就业和分配问题：  

  • 改革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充分就业和基本收入保障成为法定的公民权利。  

  • 进行教育改革，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要求。  

• 制度的短期与长期目标结合：不能只关注长期经济增长，要解决收入分配、充分就业等短期问题，避免社会大多数人陷入“内卷”和“躺平”。  

• 借鉴不同思想家的智慧：结合凯恩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构建既注重经济效率，又关注社会公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好制度”。  

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对“好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对“好制度”的定义存在局限性，真实世界中的好制度是多元的、本土化的。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构建能够解决就业和分配问题、结合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好制度”，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数据亮点：  
• 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替代劳动力导致劳动节约；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仅能取代体力劳动者，还能取代部分智力劳动者。  

•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倒逼新一轮制度变迁，劳动工资增长被压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金句总结：  
“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制度’应超越单一的经济效率目标，关注就业与分配公平，融合短期与长期考量，方能应对科技变革带来的复杂挑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