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资源分配形成了“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过度侧重生产建设性投资以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而“投资于人”的公共服务性支出持续不足。这种模式曾助力后发的中国实现经济腾飞，但在工业化目标基本达成的现阶段，其弊端日益凸显：产能过剩与消费乏力并存，经济增长动力亟待转换。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到如今“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本质上都是对同一核心命题的回应：经济发展的终极指向，应是人的福祉与可持续增长，而非单纯的规模扩张。重构“投资于人”的资源分配体系，已是破解经济结构性失调的必然选择。

消费困局：经济增长放缓的核心症结

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消费疲软成为最突出的短板。看似火爆的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实则暗藏隐忧：总消费额8090亿元、出行人次8.88亿，较2019年的6497亿元、7.82亿人次看似大幅增长，但考虑到2019年黄金周为7天、今年为8天，人均日消费从118元降至113元，消费能力缩水的趋势清晰可见。这种“量增价减”的现象，折射出居民消费行为的谨慎心态。

微观场景更能印证消费寒意：办公区周边茶馆接连关张，曾经座无虚席的餐厅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只能靠低价团购勉强维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消费增长率跌至1.3%的新低，进一步印证了内需市场的低迷。消费乏力的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增长承压与未来预期转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我国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逼近18万亿元，交通运输业投资超3.6万亿元，投资与出口的高增长与消费的低迷形成强烈反差。这表明，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增长的老路已难以为继，以增收促消费才是提振经济的关键。

投资于人：破解困局的理论与政策指引

在腾讯ConTech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的演讲《对策：“投资于人”带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为破解当前困局提供了清晰思路。“投资于人”并非新概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这一理念，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更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其作为扩大内需、推动供需适配的战略举措。

作为资深财政专家，高培勇系统剖析了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病灶：财政支出长期偏向经济建设的“投资于物”模式，是计划体制下二元财政结构的遗存，具体表现为“三重三轻”——重国企、轻民企，重城市、轻乡村，重生产建设、轻民生获得感。这种结构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存在城乡、身份差异，再分配功能弱化，最终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针对这一问题，高培勇提出三项核心改革举措：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经济建设性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投入，为投资于人腾挪资源；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逐步消除城乡与身份差异；三是强化精准转移支付，区分低保、特困群体与低收入家庭，实现省级行政区域社会救助均等化。他强调，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效果有限，唯有聚焦居民增收与长期福利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激活经济活力。当前中国人均GDP约1.35万美元，要在未来十年迈向2.5-2.6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通过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经济升级。

历史回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当代启示

高培勇的观点，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1979年，面对经济失衡、居民获得感不强（城镇职工工资近20年未涨、农民口粮下降）的困境，胡耀邦同志发起这场大讨论，直指核心命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增长率，还是为了满足人民需求？这一讨论的意义，被胡耀邦评价为不亚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央党校教授吴振坤撰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批评计划体制下“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计划而生产”的异化现象，明确生产的终极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随后，于光远等学者发文呼应，这场讨论虽遭意识形态阻挠与利益部门反对，仍持续两年多，1980年底的理论讨论会更是汇聚700余名学者，成为改革初期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