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报道的周筱赟律师在建设银行山东东营支行的取款经历，引发了对当前一些地方反诈行动的深入思考。这一事件犹如一面多棱镜，清晰折射出反诈行动中存在的诸多深层矛盾。

事件折射的反诈执行问题

周律师在该支行取款4万元，因额度超过1万元被柜员要求报备用途，甚至被追问“具体买什么”，柜员还查询其过往流水。周律师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银行竟选择报警，半小时后又以无法联系到警方为由转变态度同意取款。当周律师质疑相关要求合法性时，柜员坦言是当地反诈中心要求。这一事件背后，存在着依据“土政策”的严格审查、个人隐私的被迫让渡以及银行报警后的程序空转等问题。

反诈政策执行层面的变形

政策加码与标准混乱

反诈行动的初衷是维护金融公正、保护弱势方，金融机构与警方协同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如大额交易问询，本是必要之举。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管理办法，规定办理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5万元以下额度无需说明。目前三部门正在修订相关管理办法，未来单笔超过5万元的现金存取业务或将不需要说明来源和用途，这体现了顶层设计对“平衡安全与效率”的考量。

然而，地方反诈中心将审查额度大幅压缩至1万元，形成了与国家政策导向相悖的“土政策”。这种“一刀切”式的加码，把无数正常生活消费、小额商业往来的交易都纳入可疑交易审查范围，使得反诈这本应精准打击的“狙击枪”变成了横扫一片的“霰弹枪”。

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影响

从宏观视角看，货币是商品交易核心中介，金融是经济循环血脉，资金自由、高效流动是市场活力根基。每一笔合法资金往来都承载着民生需求与经济动能，反诈举措应筑牢安全防线，但不能越界、缺位。

从微观视角看，反诈虽有“安全收益”，即阻止诈骗行为避免损失，但加码也意味着提高“交易成本”，导致成本与收益失衡。在周律师的案例中，他付出了更长的等待时间、沟通精力，隐私信息被额外审查，还面临繁琐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与不便。

反诈行动中的其他问题

系统资源不合理稀释与指挥机制空转

周律师取款风波中“银行无法联系到警方”这一细节，反映出系统资源被不合理稀释、指挥机制在低效事务中空转的问题。

权责不清与风险成本转嫁

东营市反诈中心称取款是否询问资金用途“是银行自己的问题”，建设银行东营分行则称此举系“反诈中心的要求”。双方回应暴露出执行系统中深层次的“权责不清”问题，这种权责模糊与衔接失灵，最终将制度摩擦产生的风险与成本转嫁给了用户。

个人权利边界后退的担忧

当“具体买什么”这样的消费隐私乃至个人账户的历史流水，在缺乏明确嫌疑依据的情况下被随意查询和质询时，消费者的金融工具运用自主权与隐私权可能正在被过度侵蚀。保障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守护消费者的自由与尊严，若安全成为侵犯权利的代价，安全便失去了意义。相关的管制必须有清晰边界，核心应是精准打击犯罪，而非对合法用户的普遍性监控。

破解困境的方向

要破解当前困境，必须推动反诈工作从粗放、普遍的“防御型”模式，向精细、智能的“精准治理型”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具体而言，首先要统一标准，杜绝“政策加码”；其次要核心聚焦技术赋能，实现“无感风控”；最后要优化协同，厘清权责，建立正向激励。真正的智慧反诈，应是让坏人“无处遁形”，而不是让好人“寸步难行”。